藝妓回憶錄
不久前，由好萊塢頂級導演斯皮爾-伯格監(jiān)制、中國著名演員章子怡主演的《藝
妓回憶錄》終于殺青。由于劇中章子怡飾演的日本藝妓“小百合”與日本男演員渡邊謙飾演的富商有一段激情戲，因此該片劇照一經(jīng)公布，網(wǎng)上的磚頭就雨點般的砸下來。一些網(wǎng)友表示，當看到章子怡躺在日本人身下時，“真恨不得找個地洞鉆下去”；另一些網(wǎng)友則痛罵章子怡此舉有辱國體，“丟了全中國人民的臉”；還有一些人更是用近乎謾罵的語氣寫道：“賣身、賣國，千刀萬剮不為過”，……激憤之情，溢于言表。
《藝妓回憶錄》既然是一部講述名妓悲歡離合的影片，有一些激情的片段不足為奇。至于“激情”到什么程度才能既招徠觀眾又不至于遭人非議，相信成功操刀了多部好萊塢大片的斯皮爾-伯格自有分寸，筆者無庸置喙。然而，對章子怡飾演這個角色，相當多的國人心里不舒服，以致要上升到喪權辱國的高度罵個狗血噴頭，其中所折射出的社會心態(tài)卻值得我們深思。
首先，在針對章子怡的憤怒中，自始至終隱含著一個重要的激發(fā)物——女人的身體。我們知道，當夫權思想與狹隘民族主義思潮合二而一并轉化為一種社會潛意識時，女性的身體就不再單純是她本人生命的載體，也不再僅僅是男性的附屬品，而成為男性及其所主導的種族共同擁有的財產(chǎn)。于是，在異族入侵的背景下，女性保持身體的“純潔”就不僅是道德層面上的要求，而且成為女性獨有的民族責任，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二戰(zhàn)結束后，憤怒的法國群眾將和德國人做過皮肉生意的妓女剃光了頭游街；明清之際，身殉舊朝的李香君得到士大夫階層的贊賞，無不是這種社會心態(tài)的曲折反映。理解了這一層，我們就不難理解從“章子怡被日本人上了”到“中國被日本上了”這中間的邏輯關系———個中國女人，而且是家喻戶曉的影星，處于一個日本男人的身下，即使是純粹出于電影情節(jié)的需要，也會因為中日歷史上諸多的恩怨糾葛讓一部分“愛國憤青”浮想聯(lián)翩。而眾多網(wǎng)友針對這一事件拋出的激憤之詞乃至污言穢語，也或多或少打上了狹隘民族主義的烙印。
其次，在搞清了痛罵章子怡折射出的心態(tài)后，我們不由追問，這樣一種狹隘民族主義情結對我們民族的繁榮富強究竟有無裨益？毋庸置疑，在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背景中，民族主義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民族主義有理性與非理性之分、有溫和與極端之分、有務實與激進之分（樂山，《潛流：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與反思》），狹隘民族主義無疑屬于后者。尤其是在近年來興起的“網(wǎng)絡民族主義”中，一些“憤青”盲目排外，以鄰為壑，對待不同意見動輒攻擊謾罵，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標榜自己的“愛國情操”。然而，按照美國克羅拉多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彼得·海斯·格里斯的說法，這種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實際上是“一種時尚的虛無主義、一種沉溺于苦難記憶之中的自虐情結以及一種紅衛(wèi)兵式的話語狂歡的奇異混合體”。而在章子怡的個案中，它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摻雜了早已酸腐不堪的封建夫權思想，其破壞力要遠遠大于建設的意義。
最后，筆者想說的是，由于歷史的原因，現(xiàn)代西方文明對日本文化的推崇要大大超過對中國文化的認同，這從上世紀中期《菊花與刀》的暢銷就可見一斑。然而，現(xiàn)在斯皮爾-伯格之所以邀請章子怡主演《藝妓回憶錄》，卻主要是因為章是一位具有國際聲譽的東方影星，其在美國好萊塢的知名度要遠遠超過任何一位日本演員，甚至比日本人還適合去代表一種東方的美學文化。這正從側面說明了中國文化在逐漸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從這個意義上說，由章子怡主演《藝妓回憶錄》，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本來是一件給中國人露臉的事，卻受到無端的責罵，你說，章子怡冤不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