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jié)剛過，就看到一則令人心情沉重的消息：福州臺江區(qū)城市管理執(zhí)法局執(zhí)法人員遭到暴力抗法，2名執(zhí)法人員被人用刀捅成重傷。事件的起因是福州市多部門節(jié)后聯(lián)合出動，整治非法三輪車營運。一位車主林晨(化名)在自己的三輪車被收繳之后，突然手持電工刀對執(zhí)法人員施暴（2月2日《東南快報》）。
一般來說，
暴力抗法的邏輯總是讓人感到很難理解：因為這明顯是用一種后果更為嚴重的違法行為，來“保衛(wèi)”原來后果不那么嚴重的違法行為，理論上應該會招致法律更為嚴厲的懲處，所以人們常常用“瘋狂”、“法盲”、“非理性”等詞匯來形容暴力抗法者。不過在我看來，除了極少數真正喪心病狂的犯罪分子之外，有許多暴力抗法者，并不是非理性的，恰恰相反，在表面的“瘋狂”后，卻潛藏著一種冷冰冰的深度理性。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從常識的角度來看，任何人都必須為自己的暴力抗法行為付出代價，這就是暴力抗法的成本。一個人預期自己為暴力抗法付出的成本越高，他的行為就會越溫和，反之就會越暴戾。當一個人預期自己暴力抗法的成本等于零的時候，血案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具體到福州發(fā)生的這起案件，盡管報道中披露的信息相當有限，但我們仍然不難想見：林晨在春節(jié)假期期間就開始“非法三輪車營運”，其生活無疑是相當窘困的，三輪車說不定是他惟一的謀生手段也未可知。失去了三輪車，他的生活就難以為繼，甚至生不如死。在這種情況下，他實施暴力的成本接近于零，同時卻能夠獲得宣泄憤怒的快感。經驗告訴我們，當一個人做一件事無須付出任何代價時，他是很難控制自己做這件事的沖動的。
成本問題之外，一些執(zhí)法人員“不必要的殘”也增加了執(zhí)法對象的暴力傾向。筆者就曾經親眼目睹了這樣一件事：一位農村婦女來到大都市，靠和丈夫一起在大橋下面“非法擦車”為生。城管人員在一次突擊行動中將她抓獲之后，由于無款可罰，便惡作劇般地將她拖上執(zhí)法車，帶到遠郊之后丟棄，任由她在炎炎烈日下步行了大半天才回來找到丈夫。在我看來，這類“不必要的殘酷”往往會成為暴力抗法的直接誘因。
暴力抗法無疑是我們建設和諧社會時所必須清除的一顆毒瘤。如何才能成功地摘除這顆毒瘤呢？我認為關鍵在于我們能否有效地增加那些潛在的暴力抗法者的“抗法成本”：這既包括要建立健全社會福利制度，使這些人因為害怕失去這種有尊嚴的生活而有所忌憚；也包括我們進行城市管理時，要真正貫徹以人為本的方針，比如，如果“非法三輪車”的確是一部分弱勢群體謀生的惟一手段，那么就應該盡量通過使其合法化的方式來解決，而不要通過簡單取締的方式來解決——因為和人的生存權相比，城市審美畢竟不是最重要的。至于那種“不必要的殘酷”是不是應該絕對禁止，就更無須我多說了吧？（郭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