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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宿遷市委書記仇和，于今年1月20日在江蘇省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第4次會議上當選為該省副省長。我曾謝絕媒體約稿，不想對此發(fā)表看法了。一些網(wǎng)站所貼《把仇和式的強人留給歷史》，乃我兩年前的舊文，是《博客中國》編輯把它翻出來“掛”出去的。
然而，節(jié)后上班讀了《瞭望新聞周刊》今年第5期上，記
者包永輝、徐壽松的述評《仇和升遷的突破意義》，有種非說不可的沖動。
首先，我得申明，我并不反對提拔仇和擔任副省長。假如我是江蘇省人大代表，也極可能投他一票。理由有二。
一是如果只能在既定的范圍內(nèi)選擇，仇和很可能是若干候選者中的佼佼者。泛泛地就此展開論說，可能不公平地傷害其他候選者，這個判斷姑且算是我的直覺吧。
二是干部職務(wù)的升降，首要的不是賞功罰過(罰過、問責是必要的；賞功則有多種方式，不一定要升職，民主選舉中得人心的無功者當選是常事)，而是揚長避短地優(yōu)化人才配置，我們講干部要“能上能下”就是這個意思。在我看來，仇和這個人不可做主帥，但肯干事、有辦法，是個難得的將才(比如包、徐二位的文章中所提及的他的醫(yī)改、教改思路和做法我就很欣賞，也很有成效)，讓他在省委、省政府領(lǐng)導下分管某一方面的工作，可謂得其所哉：既不可能獨斷專行出大偏差，又可以在職權(quán)范圍內(nèi)干出某些政績。孫猴子戴上緊箍咒還是孫猴子，比老豬能干。
我不認同包、徐二人解讀的仇和升遷的所謂“突破意義”，首先在于我不認同仇和在宿遷市所表現(xiàn)的執(zhí)政理念。這些年執(zhí)政黨提出了一系列執(zhí)政理念，諸如以人為本、依法治國、民主決策、和諧社會，以及五中全會提出的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建設(shè)以公共服務(wù)為主要職能的政府等等。這些執(zhí)政理念是符合世界文明發(fā)展潮流的，體現(xiàn)了一種先進的政治文化，也是對癥下藥，矯治中國當下社會弊病的藥方。這些執(zhí)政理念的提出，對于有著幾千年專制文化傳統(tǒng)和仍未擺脫原有政治經(jīng)濟體制束縛的中國，是有“突破”意義的。
可是，我們看看仇和在宿遷的作為(僅以包、徐二人這篇正面肯定仇和的文章透露的信息來看)：“他將宿遷看成一個大企業(yè)集團，從投入產(chǎn)出、投資回報、成本核算的角度來審視地區(qū)的發(fā)展，使成本最低化、產(chǎn)出、回報最大化。正是在這一思路的指引下，仇和開始了他……被一些人認為‘激進’的改革�！彼�真把宿遷市這個“社會”當成一個企業(yè)集團，他是大老板了。所以，才有“仇和望一望，拆到南關(guān)蕩”、“拆了你莫哭，不拆你莫笑，那是仇和沒看到”的鐵腕改造。顯然，仇和推行的不是市場主導的體制改革，而是堅持政府主導的舊有管治模式，這樣的執(zhí)政理念和執(zhí)政能力有什么“突破意義”？
我不認同包、徐二人解讀的所謂“突破意義”，從大處講，我認為包、徐二人恰恰沒有“突破”傳統(tǒng)的“青天”和“強人”思維定式。當今之世，“依靠自己”、敢想敢干的“強人”伙矣！他們都有一種“舍我其誰”、惟我獨尊的氣概，腦袋瓜子一拍“就這么定了”！事情干成了，自然是他“領(lǐng)導有方”的政績；干砸了，他大不了拍屁股一走了之，將爛攤子留給當?shù)乩习傩�。所以人們說“決策失誤是最大的失誤”。這樣的教訓還不夠多嗎？那么多長草的“開發(fā)區(qū)”，那么多投資以億計的半拉子工程，就是這種強人在舊有領(lǐng)導決策體制下的“業(yè)績”！這種強人都有豪賭一把的性格。因為賠的本不是他們的，所以他們比真正的賭徒還豪爽。這種拿××賭“政績”的敢想敢干“強人”有啥子稀罕？說難聽一點，仇和不過是僥幸賭贏罷了。另外，可能與許多“邊干邊撈”、“假干真撈”的貪官不同，他是個清官�！皬娙�+清官”=“青天”。但中國的希望能寄托在一兩個“青天”身上嗎？
包、徐的文章說，仇和喜歡讀書，“《世界通史》看了3個版本”。那么，請他和他的擁躉們記住世界史上的那些大強人，凡是沒有制度創(chuàng)新的，不論他在位時的功業(yè)有多么顯赫，都是匆匆的歷史過客。例如，亞歷山大大帝“他沒有創(chuàng)造傳統(tǒng)——除了個人的傳奇之外，什么也沒有……他搶到并握在手里的這個世界帝國，就像一個孩子可能搶到和抓到一個貴重的瓶子一樣，落到地上，摔成碎片了。”（英人
赫·喬·韋爾斯著《世界通史》）；而拿破侖雖然在滑鐵盧慘敗，但他主持制定的“《民法典》成了歐洲及世界各國民法的榜樣”，他在法國推行的行政體制改革和“國家統(tǒng)一監(jiān)督下的教育制度”至今仍澤惠法國人（德人
曼弗雷德·馬伊著《世界歷史》）。
至于包、徐二人在文章后面總結(jié)的仇和升遷的四點“標本意義”，我就懶得一一駁斥了，只說第一點：“某種程度上突破了‘陰暗面的放大效應’�！�
包、徐說：“社會學上有一個原理叫‘陰暗面的放大效應’，指一項決策的評價哪怕是99%的人贊成，其聲音也總是沉默的；而1%不贊成的人，不斷發(fā)出各種聲音，形成的印象就是百分之百，陰暗面的效應被放大了。所幸，陰暗面的放大效應沒有在仇和晉升副省長中起決定性作用，它折射出我國干部評價體系的日益成熟�！边@個解說大謬不然。眾所周知，一個成熟社會的民眾對公權(quán)的掌握者百倍警惕，所以媒體和輿論多是“壞消息”和質(zhì)疑的“負面”言論。而我們的媒體一直是堅持“正面宣傳為主”的，何時出現(xiàn)過對決策的評價，99%的贊成者沉默，反倒讓1%的反對者主導了輿論？包徐二人的說法未免有顛倒黑白之嫌。
難道仇和的提拔是對“群眾公認”這一條用人原則的“突破”嗎？如果是這樣，那算什么“突破”？這些年我們看到王懷忠這樣的貪官污吏，就是罔顧民意“帶病提拔”的�！叭罕姽J”的選人原則不是應該“突破”，而是要從文件變成現(xiàn)實，才能防治吏治腐敗。
事實上，仇和當選副省長得票率頗高，所謂“陰暗面效應”，完全是記者故作高深搬來的新名詞。此說是對“群眾公認”這條用人原則的否定，也是對仇和的貶低。
(作者：鄢烈山 作者系知名雜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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